山西：加大对小微企业减免收费力度

从德国法律行为理论的渊源来看，它本来的意义应是较为广泛些的‘法律交易。

譬如小费，虽然在西方世界很普遍，但除了个别小费在法律上有明令外，其他都是一种靠习惯等民间规范维持的交往内容。第一种情形是法律和社会冲突时。

法律冲突分为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两方面。那么，具体到裁判领域，特别是在法官构造裁判规范时，在何种情形下才适宜引入民间规范？笔者以为，这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2}郑萍：村落视野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7期。[6]庞德认为：自从16世纪以来，人类的控制方式，由道德、宗教和法律三者共同履行，主要让位于法律的控制，参见〔美〕庞德：《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页以下。而正式制度则是指经国家、地方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通过专门制定程序所制定的交往规则的总称{3}（P.68以下）。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化，规范经济的使命和要求日渐突出，为解决相关问题，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在我国展开，而学术界对于立法的基本期望，建立在法律移植这一理论上。关注乡土习惯法、民族习惯法的学者，就每每站在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存在的立场上，寻求人们交往秩序的建构。桑本谦的《论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书，就通过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对私人之间的惩罚与合作（私力救济）问题做出了饶有趣味的研究。

也正是法律的这种近乎霸权地位的约束和控制能力，是法律这种对我们心灵世界的内构能力，让人们生出了对法律更高的期待：法律应当是一种自足的话语和行动体系。如果说梁治平的研究更多地取向向后反顾，寻求社会规范的历史流变和来龙去脉的话，那么，苏力的研究则更多地取向当下和前瞻，寻求当代中国人交往行为中创造的活生生的规范事实，并强调国家法治建设必须对这些规范事实予以高度的关注，甚至应寻求在这些规范事实中构造和安排法治的发展。和法学关联最紧密、同时也和司法关联最密切的一种民间法研究范型，是行为一裁判范型。另一方面，使人们了解民间法不仅在法律制定和秩序预设中具有作用，而且在法律体系化的背景下，在制度运行和纠纷解决中依然会发生作用。

这种解决机制，作为司法解决纠纷的补充，是一种正式化、体制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法学家之所以把法律界定为主权者的命令{1}（p. 12以下），就是在这层意义上所讲的。

当然，这只适用于判决结案的案件，在调解结案的案件中，本身赋予了当事人选择规范的权利，所以，一旦当事人选择了通过民间规范调解案件，就意味着民间法在调解中被直接适用，因此，一般不存在法官构造裁判规范的问题。而私力救济的规范基础一般不是国家法，而是民间法—虽然在私力救济中也可能会聘请一些懂得国家法的人士，从而参酌、甚至规避国家法的有关规定来解决问题。综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论，既为民间法研究在实用和必要意义上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民间法在可能和工具意义上提供了方法指南。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代议制立法模式的发展，特别是新近出现的全民公决制立法模式的发展，那种纯粹的官方制定法或许只停留在法律草案的起草上。

真正有用且有效的规范，并不是在消灭地方性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不是以理所当然的普适性为前提成长起来的，而是以地方性为前提，通过地方性的对话、交涉、博弈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地方性是普适性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普适性是地方性的前提。{5}谢晖：法治保守主义思潮评析，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并且这条路子提供了民间法研究更靠近法律问题（司法）和法学（规范法学）题旨的方案。如果寻求自律的控制，在法律上，不过是人们行使了一种权利而已。

可惜，不少学者更看重的是该结论作为实体的定性判断，而不是作为方法的研究指导。这一研究范型，因其明显的实用性、合法性，被实务部门广泛关注，也在我国相关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该书中，作者对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控制技术在内容上，仍然具有某种三位一体的特征。

非正式制度强调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地产生的交往规则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对社会的约束和控制，因此，又被称为非正式控制或非正式规则，举凡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和交往方式、伦理道德、意识形态[5]等，都构成非正式制度。那么，具体到裁判领域，特别是在法官构造裁判规范时，在何种情形下才适宜引入民间规范？笔者以为，这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对此，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为民间法研究的领域。尽管梁先生的问题意识是从研究法律史问题而切入的，又尽管梁先生所处的时代，国家法的调整范围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户婚田土钱债已经从薄物细故，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从根本大法到基本法律，都予以具体规定。虽然邓在文中也对苏提出了批评，但其在法治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超出苏力的论旨。从司法实践而言，这一范型强化了司法以民间法作为法源的意识。

小传统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是美国学者罗伯特·雷德斐最早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所提出的概念。但既有的探索，大多针对的是现有法律的欠缺，这就提供我们反思的空间。

这种社会一国家的研究范型，其立场既是法律的，具有内部功能和宗旨，但更是社会/政治的，从根本上讲，这一研究就是要寻求用规范（法律）整体地架构社会交往和政治生活秩序的可能方式。{6}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年版。

民间法研究，主要是从法学视角的研究，而不是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最多也只能说是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交叉视角的研究。作者的书名本身就已经表明，社会一国家范型，成为其自觉地研究清代习惯法的一种思维进路和分析工具。

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复杂、文化体系多样的国度，情形更是如此。但这些正式规则有些属于国家法范畴，有些则属于民间法范畴。法律果真能实现无缝的调整吗？老聃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断言，以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给我们一种有关法律、规范的法自然意义上的训导。裁判规范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法官直接以法律作为裁判规范。

范宏贵：《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一方案的实现，则需要法官进行裁判规范的构造才能完成。

一言以蔽之，行为规范更多地是给大众制定的，可谓大众规范。这也就为笔者在下文尝试论述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和方便。

多年来，她一直在关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一书，是这一研究范型的代表之作。笔者认为这一总结，绝非作者们大胆的想象，而是当世法律发展的一种事实。

这一范型要么在实效意义上强调和公力救济相对的纠纷解决方式—私力救济的现实有效性。如果说外部视角的民间法研究，所关注的是在宏观视野中一个国家如何建立有效的交往秩序，从而设立人们交往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微观视角的民间法研究，则缩小了关注的范围，强调民间规范与社会纠纷之间的解决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深入到民间规范作为裁判规范的可能性问题（尽管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论者们的应有关注）。法律不仅不能解决一些人的精神皈依问题，而且对交往行为中发生的诸多社会关系，也无力全然回应。所以，我们每天面对的，既有物质事实，又有精神事实，还有制度一规范事实。

在奉行法条主义和严格规则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说来，裁判规范概由国家法律所产出，所以，尽量规定详尽的、用词准确、考究、专业的法律内容，就是立法者必须关注的问题，否则，就很难成为丁是丁、卯是卯，不容任何变通的裁判规范。由此可见，制度一规范事实，成了架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座桥梁。

英美法系强调判例法，强调正当程序原则。所以，一般说来，可以用小传统这一概念概纳民间法的概念，但并不尽然，小传统的概念并不能涵盖民间法。

当然，行为规范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只要法官在个案中认为必要，就可以作为裁判规范而引用。  【摘要】民间法研究的学术范型问题，是民间法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必然会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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